文

李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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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半天背景，又念了沉甸甸的圣旨，导游还站在景点门前热心介绍，大家却已急切地望着大门进口。现在，我们终于该进城逛逛了。

还真别说，如果没有向导的提示，我们不易看出一张城图与另一张城图的差异。几百年来的京城地图，都是同一张“凸”字脸，熟悉了，也感觉单调无趣了。《最新舆图》不但单调，而且得简则简。从南城的几张截图可以看出，上面的胡同街区，还不如《首善全图》上的详尽有神，四合院聚集的地方，连街道都懒得认真画直，更不要提看出地标性的建筑。

那么，这帝都，这张标榜“最新”的帝都舆图，新在哪里呢？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可以说，它就是有新意，就新在单调的圈圈围城中，冒出了几块翻牌儿的新政地标，它们正是我要去逛的地方。

晚清的十年，新政喊了十年，你要说一点改变也没有，也真是不公平。特别是在光绪、宣统换届年间，在圣旨的指引下，王公大臣们出了重手，改革官制，新部院代替旧衙署，废除科举，操练新军，修订法律，鼓励农工商，新气象可圈可点。连列强都注意到近来京城气象的温润，纷纷派员到北京当朝廷的顾问，帮助推进政策的实施。例如在如何集中控制铸币与银行这一项议程上，英国、美国和荷属巴塔维亚，三次派出高级代表来京，帮助设计中央银行的机构设置，稳定银本位的大清在金本位世界的兑换信誉。

任何改革的第一步，都要由新机构、新牌子打前站，跟着是人事任免，开张办公，尽管这些戏前锣鼓，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形式重于内容。但是，所谓改革，有时要的就是过程的隆重。新政时期的京城就是这样，又见“戊戌变法”时轰轰烈烈。只不过那时仅得百日，此番却经历了数年。时间的宽裕，足以使新政固化一些成果，新地标就成了其中抢眼的一大类。

《最新舆图》上北城详、南城略，从新政成果上看颇有道理。因为直到年，来自紫禁城的新政意图，集中体现在东城、西城的新地标上，基本没有崇文宣武什么事儿。更何况，在南城的胡同里，此时聚集着革命党与维新派的秘密活动，朝廷大员们深恐避之不及，地图上何苦要提及？

在东城西城找到这些挂牌儿新地标并不难，制图人便于看图人，把它们都涂成了桃红色。我想挑着说下面的几组，以偏概全，观察在一杆大旗下，京城在教育、军事、外交、工商等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这几组地标是，1）贡院与京师大学堂；2）兵部街与陆军部；3）总理衙门与外务部；4）大王府邸与实业学堂。两张与年的古旧《首善全图》上的对应片段，也被我裁剪出来，与《最新舆图》上的同一地点对对标牌。

1.　　贡院与京师大学堂

在东城建国门内，正对着现在的古观象台，舆图上画了一红色的长方块，这里就是往昔学子们趋之若鹜的“贡院”。从明永乐十三年（年）开始到年，也就是说将近五百年，来自各地参加会试的考生，每隔三年，就要在这片天地里聚首一次，也叫“春闱”，为自己的官运整整禁闭三天。考上了就叫“进士”，也叫“贡生”，乡土小民便有了资格，马上致仕做官，把才智贡献给皇上的文官体制。放在现在说呢，这只是一个中等学位的考试，相当于今天的高中升大学的统考。北京举行统考，会设有许多考点，但那时全国就这么一个考点，同时能装九千考生应试，可见贡院入场券有极高的含金量。

戊戌年，选官要考八股文，成了变法“天字号”第一的攻击目标。耗到新政，取消科考的目标终于大功告成。是丙午年，皇帝有诏曰，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最新舆图》出现的年，贡院里举行了最后一场乡试。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俱往矣，一种官本位的教育将被另一个变种所替代。而红色的贡院，从此成了高墙围起的弃圆。年，占据北京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把贡院拆的七零八散。在西人镜头中，有许多落寞贡院的遗照，露出九千个鸽子笼的一角。我喜欢晒的是下面这张地图。这壮观的全景，是个形象写照，文官们的出身，怎样搭建了大一统皇朝治理的脚手架。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与有效延续，离不开人人机会平等的公平科考。英国哲人罗素曾说，学而优则仕的科考，优于西方中世纪通行的贵族世袭制度。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冲垮了贡院，催生新式学校。年也即是科考停止的两年前，大清颁发了圣旨，规定以后会考的贡生要想入职官府，譬如说当翰林院的编修、庶吉士，或是六部的中书，必须考一个“京师大学堂”的文凭，实际上是让新式教育弥补贡院身后的空缺，与传统官本位无缝接轨。学子们立刻心里明白，进士要不了两年，就贬值啦，要想涉足政坛，报效国家，必需寻找新的晋身阶梯。那么，到哪里去上这座新式学府呢？往景山东面一望，有一红色方块，面积约有贡院一半那么大，赫然写着的就是“京师大学堂”。它的前身是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后世即是名声显赫的年国立北京大学。戊戌变法的高潮中，25岁的梁启超为它起草了一份章程，亦获得了光绪的批准，中国现代教育因此产生了第一份学制纲要。

年时，大学堂已经分设十三学门，包括诗经、周礼、春秋左传（经科）；中国文学、中国史学（文科）；政治、法律（法政科）；银行保险（商科）；农学（农科）；地质、化学（格致科）；土木、矿冶（工科）。其实，此时的大学堂根本没有舆图上那么大占地，它的几个院校也不在景山附近。绘制者这样画，用心是想突出它在新式教育中的真实地位吧?

20世纪初年的年轻人，上不了京师大学堂，也不要紧。在舆图上还标出了一块一块红色，它们是法律学堂、陆军小学堂、实业学堂、艺徒学堂，等等。风声雨声读书声，国事家事天下事，声声事事，从此不要去东城的弃圆找寻，新式学堂向一代学子敞开了大门。

　　陆军部与兵部

兵部是朝廷传统的御用军事部门，与其它五部一道，取址于千步廊的两侧。廊东有四部，吏部、礼部、兵部、工部。年以后，公使馆挤走了许多衙门，在洋圈圈的西墙给朝廷留出了一条街，叫“兵部街”，留的正是这座衙门的面子。

第一场鸦片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的八旗制度与兵部设置，根本不可能与洋枪洋炮对峙。到曾国藩打太平军，湖南建了“湘军”“水师”，兵部在国内战场上也成了摆设。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上呈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清廷开始效法英国，先创设皇家海军，即北洋舰队。中央的“海军衙门”，又拖了11年才在北京成立。据周馥在《醇亲王巡阅北洋海防日记》的考证，衙门成立之初，连办公之地都没有。怎么办呢?就借了大清护卫京城洋枪队“神机营”署内的空闲房间，稍为修葺，将就做了都办府。《北京晚报》08年8月28日有载，这神机营的位置，大概位于后来的煤渣胡同，医院的北侧。这个委身于人的衙门很短命，前后只存在了10年，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它就被裁撤，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还没有找到一张帝都地图，宽大为怀，为这个衙门留下一滴墨迹。

大清搞不定海军，还是回头搞陆军吧。陆军部是年成立的，同年裁撤了兵部，为御用军事指挥画上了大半个句号。陆军部没有像海军衙门那样委屈自己，也不想与老式衙门为邻，它在东城区的铁狮子胡同3号，就是后来的张自忠路，兴建了东、西两组洋式砖木结构小楼，西部为陆军部，东部为陆军部培养军官的贵胄学堂。《最新舆图》上陆军部地盘很大，锐气张扬。

陆军部成立之初，并非是国家军队，但这是中国军队走向国家化的第一步，但是迈的跌跌撞撞。它取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建制上，如传统的武科考试被彻底摒弃，以前的军武将官全都靠边站，冷兵器扔进了垃圾堆。陆军部训练的是西式军队，效法西式组织，听命于新式统领。先行一步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的袁世凯，成为陆军部的栋梁。其次，大清学习了日本，搞起了义务兵制，名曰保卫国家。法律规定，20-25岁的年轻人必须服役，正规役或预备役，平民百姓的孩子，也有进入陆军学校的机会，接受现代化的军事训练。 　　

陆军部是京城的第一座“军队大院”，年，在这座院子里又挤进来重新恢复的“海军部”，大清的军事建制趋于完善。不过说句实话，无论是陆军部还是海军部，它们彪炳青史的一页，不在扶助了满人朝廷，也不在保家卫国，而是在民国初年制造了北洋政府，上演了长达十几年的军阀混战。

新政中央行政体制改革，陆军部是一个突出代表。从年到年，大清把承传了几百年的六部，陆陆续续改成了十一部，名字叫的我们越来越熟悉，好几家都在舆图上标了出来，尽管面积没有给予同样的强调，也都被涂上了红颜色。例如民政部，占据了旧日的“护统”，地点在沟栏胡同，后改叫“民政部街”；外务部，是总理衙门的翻牌儿；度支部，印章用的是原来皇家的户部，用的也是户部的旧址；法部与高等审判，牌子底下盖着刑部，督察院与大理寺，仍守在千步廊的西侧；邮传部，利用了皇城西南角外“段家坑”的一片荒地夹道。随着新机构的出现，军事与行政部门就不再囿于皇城内，小胡同中走来一批批新的大员，先称尚书侍郎，再称大臣，副大臣，最后变成了总长次长。他们相见的礼仪，也不再是点头抱拳，而是顺手递上一张小小的名片。

3.　　总理衙门与外务部

北京有一条不平常的胡同，叫“东堂子胡同”。第一它的历史很长，元代就有记载，而至今仍安然躺在那里，前后总计快有年历史。第二它是第一个对外开放衙门的所在地，也是第一个现代部委的所在地。第三这里的大员一跺脚，总是踩在大清最敏感的神经上。所以，我们不妨在这里流连一会儿。

据说由于这条胡同与另一条胡同重名，所以改加了一个“东”字。在这两张老旧地图上，它的名字还没有改。年签订《北京条约》时，额尔金强令恭亲王同意，设立常年办公的外事部门，及时解决外事纠纷。这个衙门不能离皇宫太远，也不能离公使馆太远。找来找去，就在东华门外找到这么一片闲置的院子。它原来是大学士塞尚阿的宅邸，后来充公，做了铁钱局公所，大清末年成色低劣的铁钱币，可能不少就流出于这座院子。改成“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后”，大宅门又拓宽加高，让跨进门栏的外国人不敢轻视咱大清的国威。 　　

上面的两张图，可以看出两个差别。其一，是右面那张图上既有“总理衙门”，又可以看到“外务部”的名字。其实这是不对的，外务部出现的时候，总理衙门必须摘牌了。其二，在堂子胡同的西口，多了六个字“石牌楼克林德”，这是庚子之变后，大清朝廷被迫树立的牌坊，以表达对义和团杀害的德国公使的歉意。

总理衙门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没少发神经，也导致大清最后的发疯。当时的外务大权由端郡王载漪把持，他又是伪造文件，又是操纵义和团，最后鼓动慈禧与列国彼等开战，干的净是荒唐事。年，西方列强惩罚了载漪父子之后，还是不依不饶，一定要求关闭总理衙门，彻底更名换班设一个新的部委，名列中央六部之首，而且薪饷要最丰厚。在老外的心里，衙门这个字，寓意明确，就是王大臣或军机大臣为皇家打工。改成了外务部，好像它就有了更大的独立性。新政的其它机构设置，大名叫起来与六部不同，都强调了是大清政府而非皇家的行政部门。其实这仍是自欺欺人。政体未改，没有内阁，也没有政务院，那里来的政府？

公平地说，就算是皇帝的外府，总理衙门或外务部在“皇圈圈”的权限内，还是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包括开放外交与通商事务，后来又监管管理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派留学生等，推动了国家的进步。年，外务部还设立储才馆，培养专业的外交人才。年，外务部游美学务处筹建的游美肄业馆，即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年以后，外务部又一次改名，叫“外交部”了，它往南迁了一条胡同，图上显示的石大人胡同，画了一个红块，好像就是为它留的。此街后来改称为“外交部街”。中文里，我们似乎体会不出名字有什么差异，英文听起来就不同了。“外务”是管外事的（affairs），一时一事，短期目光；“外交”(relations)是管关系交往的，是长期的战略的考量。从那时起，这个部委没有再改过名字，陪伴着中国走过了过去的百年。

最后，我把图上剩下的红色块过滤一下，发现大块的还有两类机构，即，

4．大王府邸与实业学堂

清末城里的大王府在东城西城是比较均衡分布的，《最新舆图》上只点出了西城区的王府，包括恭王府，庄王府，礼王府，定王府，郑王府，顺成王府，郡王府，豫王府，等等。这等王府的主人，不是左右晚清时局的一等人物，也家世显赫的贵胄爵爷。为什么要在舆图上突出标示这些王府，而略去了另一些？这些恐怕与制图人的定见相关。

西城引人注目的还有一片红，那就是实业学堂、艺徒学堂，它们的占地超过了任何一座王府，相信亦是制图人的定见在背后鼓动。这是两座什么学堂？为什么没有建在南城，那里是匠人作坊集中的地方，而选择在贵胄云集的西城？它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企业家，后来出了一些什么人物?对此我的调查还很不到位。我只是相信，很可能是新政人士明里暗地扶植了它们，才可以这样堂而皇之上了地图。我也有个推测，两所学堂在这样的氛围下，经历过一段繁荣，造就了京城第一代的工人阶级。

这四组地标看下来，我不由得对两位制图人肃然起敬。他们下了决心，不管新政今后遭遇什么困难，哪怕是中途夭折，一定要把翻了牌儿的地标刻在城图上，刻得很清晰，刻得很高调。他们就想要人们永远记住，当年的改革是真实的。假以时日，大清一定有救，中国一定也有救。 　　

但他们的想法，和历史反复证明的变革规律有些相悖。许多学者们总结说，如果专制政治绝不放松，改革是没有机会突破旧制度的藩篱，结果或是行之不远，或是南辕北辙。大清的新政，本以为是可以将革命冲进下水道，但事与愿违，这么多的新机构，新地标，渐次开启了“国家政体在民”的意识。许多海外留学生，年富力强，回国后，正好新机构在招手，便担当起行政的实权人物。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他们日常工作的实际效果，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蹲在大清的城墙上“拆砖取土”。

然而，决定大清与中国命运的力量，此刻并不在京城，也不在新设的部府。舆图的作者冥冥中似乎也感觉到了，南方各省的大地上，已经铺满了抗命起义的干柴。只等着朝廷擦一根火柴，干柴就会呼啦啦燃起来，星火燎原。地图没有忽略地方与中央对抗的形势，它用外省驻京会馆的信息，把我们的目光从新政的地标，吸引到各省咨议局议员在京的组织与活动。

作者为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

专栏近期连载中：

舆图出自谁的手：

他希望看到光绪开拓的事业后续有人，拿八月初一日的“通谕”真当回事。起码，他相信皇历上还会有宣统九年，将来，会有大清皇家议院开张的那一天。

光绪皇帝有话要说：

别看那么多圣旨，其实都是装装样子，朝廷从来没有真心诚意想过让权。君主立宪不过是在地图上的逛街，手指滑得挺远，脚底下其实没动地方。

用各式各样的印刷品来为改革摇旗呐喊，诠释朝政的意图，在中国在外国，在前朝在现代，不乏先例，但《最新舆图》仍然让人耳目一新。

没有天际线的大村庄:

天际线圈出的空间，是市民工作生活与娱乐的公共空间。而中轴线圈出来的土地，是皇帝和王公大臣的领地，是一统天下建筑理念的辉煌。想想两条线的差异，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游客还是京爷都会认同，清末的北京的确落伍了.

洋路牌是生不了根的：

洋名路牌树错了地方是生不了根的，最终要被本土文化的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不成气候的金融街：

这条商业文化浓厚的小街，十九世纪晚期涌来了一波金银潮，不是来自达官贵人的参差宫殿，而是来自西方的商业银行。

百年前这里叫玉河：

老外们过去吃过天高皇帝远的苦头，早就悟出来，圣旨出了京城两里地就要走样。我们就要住在二环内，就要在皇城脚下，与五府六部的衙门为邻。

洋人到北京，皇上去山西：

精明的买办早就料到，清军绝不是洋人的对手，英法早晚要打到北京。但是皇上也绝不会放下“天下独尊”架子，和洋人坐下来为原则讨价还价。

：北京的冬天冷得紧呢：

这句话，是乾隆内阁大学士和绅，提醒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噶尔尼勋爵听的。在使团团员的眼中，泱泱东方大国是头号大市场，富足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消费者。他们需要摸清楚一个国情，也是一百多年前荷兰人没有回答的问题，即开放了的中国人需要什么?

洋人地图里的中国帝都：

几百年前，地图上的信息就意味着情报，地理知识的保密犹如保卫今天的网络安全。没有地图，洋人就找不到进入帝国心脏的大门，起码，朝廷里有些人就是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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