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夏天，母亲生病住院，在医院陪护母亲的日子里，听她讲了一些往事。母亲出院后，我回家看望，听二老讲了更多的家史。乃翻出几年前所记双亲之口述，再作增补，为父母亲多舛、隐忍、不屈、自强、存爱的人生、也为我家开枝散叶的过程留一组底片。

一

我的祖父名叫孔炳煌，生于年，是孔家第73代孙，庆字辈，他从小就住在长沙县黄花（公社、镇）新湘（大队、村）南薮塘，是家中八个孩子中的老满。他的母亲4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父亲也在59岁的时候驾鹤西行。就在他的父亲去世前，家里为了给病人冲喜，让他将同为17岁的方桂成娶进了家门。但我祖母进门并没能挽留住老公公的性命。于是，爷爷和奶奶独立操持家务，抚育儿女。爷爷很能干，不仅家事料理得很好，还担任了甲长，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我的父亲孔三明生于年11月，繁字辈，他是爷爷奶奶的次子，在他之上，有兄长孔汉明，在他之后，有妹妹孔再明、弟弟孔忠兴相继问世。父亲出生在日寇侵华的战云中，那一年长沙大火，民不聊生。幸亏前三次长沙抗战没有打到长沙县，四岁以前的父亲得以在家中安享童年，但四岁的时候，他终于不得不跟着大人在兵荒马乱中东躲西藏，在亲眼看到一些邻里亲朋被日寇残害的情况下，侥幸活命。

由于爷爷和奶奶持家有方，他们渐渐累积了一些家底，年迁到廖家冲，置了田土和房屋。但爷爷对教育不是太重视，他的儿女都只准读5年书，他认为他自己只读了5年书，就能够很好地掌管家事，儿女们读5年书足够了。我父亲6岁半开始读私塾，跟过三个老师，从三字经、百家姓读到春秋、左传、古文观止，到年结束，刚好5年。父亲好学认真，成绩列同学前茅，但因为家庭缺乏劳动力，爷爷让他辍学放牛，同时做附带劳动力。

祖母晚年在我家屋前。

新中国成立后，年进行土地改革，对农村家庭进行阶级成分划分，有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之分。中农当中，又分为上中农、自耕中农和下中农，上中农又叫富裕中农。上中农和下中农的区别在于农田的耕种请不请人，上中农家庭田地较多，自己耕种不下，所以要雇人，下中农家庭田地较少，不够养活自己，要到富裕人家找活干。量化起来，就是上中农家庭年收入的25%是由雇佣农民创造的，因此被认为略带剥削。那时候，我爷爷奶奶有耕地10亩，有耕牛，生产资料齐全，被划为上中农，也就是富裕中农。

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粮食全部由政府统管，作为均贫富的手段。于是，所有田土和粮食富裕一点的农家，家里的粮食都被搬空了，爷爷奶奶一家五口靠种荞麦、萝卜当粮食。年冬组织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又一次在土地和生产资料上均贫富，农家的耕牛、农具都以低价入社，逐年偿还。粮食分配则根据社员的工分来定，基本口粮一般为人均斤谷左右，加上工分分配，人均在-斤谷之间，这个量只够基本活命。年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农家的生活并无改善。

年国家搞大跃进，农村搞大食堂，所有人凭饭票在食堂吃饭，好多人吃不饱。那时候国家的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阶级斗争态势严峻，人人自危，富裕中农这个家庭成分让爷爷和父亲得小心做人。年-年，中国处在更加凄苦的困难时期，全体过苦日子，人均口粮越来越少，人人处在饥饿中，很多人不得已挖树根、野草充饥，水肿、白喉、麻疹等疾病流行，食堂里经常死人，一些青壮年开始跑江西等地逃生。

尽管生计艰难，但年轻的父亲在那些年有自己的乐趣和成就感。他天资聪颖，虽然只读了5年书，但自学能力很强，读、写、算俱佳，同时，他身材高大，性格宽厚，能说会唱，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他年起在初级社担任记工员，年-年担任初级社的信用社会计，年-年担任大队会计及资料员。但从年起，阶级斗争越发激烈，因为家里的阶级成分问题，加上爷爷是国民党员这一历史问题，父亲在政治上被排挤，他没能继续在大队工作，而是回生产队劳动。屋漏偏遭连夜雨，相恋几年的女友也无情抛弃了他。

父亲在大队担任会计的时候，有一个姓粟的姑娘在大队幼儿园担任老师，他们两人都在队部做事，男才女貌，十分般配，在大家的撮合下，顺理成章地谈了恋爱。两年下来，准备结婚了。这时候，那姑娘的姐姐对她说，妹啊，你跟孔三明好是好啊，不过你是贫下中农，是共产党，他们家是富裕中农，是国民党，不要到时候一起受整啊。一句话就把姑娘点醒了，当即决定分手。父亲因此受了很大的刺激，心里痛苦，身体也出了问题。他频繁咳嗽，痰中带血。

二

我母亲叫刘应双，年11月出生在离廖家冲不远的虎塘，是外公刘仲国、外婆陈仲莲所生的8个孩子中的第二个，是长女。刘家是个传统农耕家庭，以勤劳节俭闻名于四乡，土改中定的阶级成分是自耕中农。母亲7岁入读一个叫杨家湾康来小学校的新式学堂，聪颖上进，很爱读书，但被农家重男轻女思想所害，只读了三年书就被外公勒令休学，回家学习纺纱和针线活，参与田间劳动。母亲12岁的时候，家里安排她去学织布，跟着师傅学了一年就出师了。外公给母亲制了一套织布的家什，母亲独立上门为别人家织布，母亲手巧艺精，肯吃苦，誉满乡里，一年四季都有人请。一幅布一般是三丈二尺长，两尺四寸左右宽，母亲手脚飞快，一天至少可以织下一幅布，有时候起早贪黑，甚至可以织下两幅。

以粮为纲的农业合作化生产开始以后，本地就不再种棉花了，流通也受限制，外地的棉花进不来，织布行业日益萧条，母亲上门为人家织布的机会越来越少。年，合作化进入高潮，所有行业都纳入合作化集体经营，刺绣是其中一个集体项目，一批年轻姑娘当了绣花姑娘。母亲于是在年开始学绣花，也是一学就会，一个月之后就开始带徒弟。绣花是一个集体工作，母亲先后在本地桐庐、北薮、茶塘等湘绣组、湘绣厂绣花。农忙时节，湘绣厂放假，母亲则回队参加劳动。绣花的酬劳，大部分体现在队上的工分中，个人可得微薄的工钱。绣了几年花得来的工钱，母亲没舍得用，都在一个存折上面，存折连同她的名章一起藏在家里衣柜抽屉的夹层里，这个是要存着将来添置嫁妆的。到了要用钱的时候了，母亲去找存折，结果什么都没找到。家里的屋翻修过几回，到底是搬家的时候家里人没留意把存折弄丢了，还是什么人瞒着她取了钱用了？母亲始终没有得到答案。

图片来自百度。这样的绣品，母亲做过很多。

母亲身材不高，但做事霸蛮，吃得苦，粗活细活都不落后。16岁的时候，她一人可以背一个重达多斤的三人车水槽，见到的人无不惊叹。车水的时候，第一级水槽最低最平，踩车最轻松，第二级往高处走，更费力一些，第三级更高更陡，也最费劲。开始的时候，大家看母亲个头小，把她安排在第一级，后来看她人小力气大，就调到第二级，最后居然让她去踩第三级，水槽几乎是竖起来的，这样的重活，母亲没少干。母亲是家里的长女，下面弟弟妹妹一个接一个，外婆对母亲说：应双啊，你是大的啊，没办法啊，一屋人穿鞋袜要靠你啊。20来岁的母亲每天从湘绣厂下夜班回家后，还要在煤油灯下为全家人纳鞋底、缝袜底子。

年，父母亲都23岁了。一个未娶，一个未嫁。我奶奶找到我母亲的小姨，请她为我父亲和母亲做介绍。其实所谓介绍是一种程序，因为大家都认识。我外婆和我奶奶两家相隔不过一里地。我外婆怀我母亲的时候，我奶奶怀着我父亲，她们聊天时，就曾打趣说如果生下来是一男一女，就结儿女亲家。后来生下来果然是一男一女。不过两个年轻人看起来有些差距。我父亲1米8的个头，仪表堂堂，我母亲1米55的身材，普普通通。我父亲书读得多，才华出众，我母亲只读过三年小学，虽然会织布会绣花，能吃苦能干活，只是一般的农家女。指腹为婚的事情，很多年里没人提起。

现在人家来提亲了，我外婆就把这桩陈年旧事向我母亲说了。但是我母亲不同意，因为她知道父亲和姓粟的姑娘谈恋爱又被分手的事情。人家不要的，现在要她接手，她心里自然不乐意。同时她也是有人追求的，并非嫁不出去。我外婆尊重我母亲的意见，随她自己决定。但是我外公冲他女儿一顿吼：你还不要人家，人家哪点配不上你？人比你漂亮，书读得比你多，家里屋都有三进，你还到哪里找这样的人家？

母亲一方面被她老爹质问，另一方是面临父亲急切的追求。父亲有时候守在外婆家里，有时候守在母亲从别人家织布回家的路上，送书给她，写诗给她。两方合力，使母亲招架不住，三个月之后，结婚的事情就定下来了。母亲后来说，父亲这边把他生病的事情瞒得太紧了，她完全不知道她的未婚夫咳血，她要是知道父亲是这个身体状况，这个婚是无论如何不会结的。

结婚45年后的父母亲。照片摄于长沙黄兴路。

三

年农历9月27日，同年同月出生的父亲和母亲结婚了。那一天是公历10月10日，也就是双十节，爷爷是国民党员，觉得这个日子好。集体食堂已经在当年的4月解散，喜事就在家里操办，处在三年天灾人祸的最后一年，农村经济崩溃，物资匮乏。总共只买了10斤猪肉、几条咸鱼，萝卜入席，淡酒待客。不过生产队破例发给一张布票，父亲揣着这张极为珍贵的布票，走到几十里外的春华山，扯回一段灯芯绒布，给母亲缝了一套衣服做新娘装。当时正值秋收，结婚的第二天，母亲就下田扮禾。从此后，脏活累活，从不捡易丢难，白天出工，晚上绣花。

合作化结束之后，绣花是一种个体劳动。接花和送花要到榔梨或长沙丝茅冲，全靠两条腿走，并且是山间小路，母亲每次都是天刚蒙蒙亮就出发，走到长桥天才大亮，晚上回到家则天已断黑。母亲每天挑灯夜战，一般绣一个被面要花一个月功夫。送花时，厂里根据绣工的好坏评定等级，付给几十元的工钱。从年到年，母亲绣花的工钱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

父母亲一共生了5个子女，除第二个初生即亡外，其他4个子女均健康成人。长女小玲生于年8月，二女小献生于年2月，儿子朝晖生于年10月，老幺，也就是我，生于年正月。我的出生可谓阴差阳错。母亲生下我哥哥之后，本不想再生了，因为孩子多了，负担很重。那时候政府已经开始号召计划生育，所以母亲发现怀孕之后就准备去“刮毛毛”，怎奈那时候做流产手术很不方便，需要跋山涉水医院。医院，走到水渡河，才知道因涨水根本无船过河，没去成。医院，却被医生告知，毛毛已经长大，不能刮宫了。母亲无可奈何生下了我，我的命就是年的那场大水保下的，母亲因此经常说我命大。

全家福。摄于年中秋节。

父母亲于年秋结婚后，和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姑姑、叔叔等组成一个大家庭。父亲的病在那一年中更重了，年甚至有时候大口吐血。那时候大家觉得这是痨病，可能治不好，母亲既焦急又后悔，她觉得自己被骗婚了，想要离婚。但是婚不是那么容易离的。母亲一方面要照顾羸弱的丈夫，同时第一个孩子又呱呱坠地了，生活得痛苦不堪。父亲在生病当中，做不了重活，挣到的工分很少，却对文艺发生了兴趣，自学了一些文艺知识，开始诗词、曲艺创作，参加队上的宣传工作。

大伯在关键的时刻支持了他弟弟。那时候家里养了4头肉猪，大伯对爷爷说：这四头猪不准拿来做其他任何事情，就只准拿来给三明整病。到医院一检查，父亲得的是肺结核。医院用的药是链霉素。父亲连续打了一个星期的链霉素后，咳嗽就好转了。父亲得肺结核的原因，除开之前被恋人无情抛弃造成了身心创伤之外，可能还和长期营养不良有关。母亲说，为了给父亲调养身体，她听了别人的建议，把肥肉切成块，装在罐子里，放在火里煨，煨好后的肉实际上是粘稠的油，她奇怪父亲居然也能吃下去。

父亲身体好转后，从年开始又重新参加生产队的管理，参加了修河、造林等大运动。父母亲又添了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出生三天就死掉了，第三个孩子是女孩，也就是我二姐。伯父母也添了两个女儿，大家庭因此人口众多。同居一屋，同桌而食，妯娌之间，难免碰碰磕磕，生出一些闲气。精明强干、12岁即到孔家来做童养媳的伯母让母亲受了不少委屈。伯母到孔家时，伯父才13岁。伯父17岁即参军离开了家，所以伯母和奶奶之间的感情如同母女，在家事摩擦上，奶奶偏袒伯母一些。

母亲在精神上压抑的同时，身体也出了状况。她在年怀着我哥哥的时候，得了严重的皮肤病，全身皮肤溃烂，缺医少药，却不得不带病劳作。母亲每次回忆那段日子都眼含泪水，为大家庭里的其他人对她的嫌弃甚至放弃，为附近的赤脚医生断言她得的是绝症。有一次，母亲在我小姨的陪同下外出诊病，乡下医生没有给她做皮试就直接注射青霉素，药物过敏的母亲在回家的路上，全身肿起来，天黑时分倒在行人稀少的山路上，几乎断气。母亲对她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说不清楚，但她确定，救她的药是灰黄霉素！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建议她吃这种药，但这种药的副作用特别大，母亲顾不得那么多，吃了一瓶，缠了她三年的皮肤病竟然真的断了根。

四

年，大家庭一分为三：伯父伯母带着两个女儿、父亲母亲带着三个儿女、爷爷奶奶带着忠兴叔叔。分家之后，父母亲在精神上要畅快一些，但生活上的压力如影随形。年，母亲又生下了我，我的出生，意味着父母亲两人劳动，要养活全家六口人，日子过得十分清苦。家里时常两三个月不买肉，虽然猪肉的价格每斤只有6-8角钱，但折算起来，是一个劳动力两天的收入。所以，只有在插秧收谷、过年过节或者有重要亲戚上门的时候，家里才称肉改善伙食。买肉也很不方便，父亲在天没亮的时候就要出发，走8里地的路才到，之所以要赶早，是因为排在队伍前面才能买到肥一点的肉。人人争买肥肉，则是因为那时家家的菜里都没有多少油，对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吃油的问题比吃肉的问题更迫切。

年，母亲到省妇幼保健院做结扎手术，带了几斤鸡蛋进城补身体，医院，有人要买鸡蛋，价格又好，母亲一个都没吃，全卖了，卖鸡蛋得来的钱，扯了一块布，给两个大女儿一人做了一件红褂子。之所以如此省俭，实在是因为家里经济拮据。父母亲整日在队上出工，只能换回一家人的口粮，但家里除了吃饭，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吃油盐、孩子的学费、一家人的衣服、添置日用品、送人情等等，全靠母亲养猪积累一点钱来计划用度。那时，南瓜是主要的家常菜，因为南瓜不用放油也可以煮着吃。有一次，我家附近有一口水塘干塘，捞上来好多鱼，父亲看着鱼很新鲜，想全家人改善一下伙食，就买了一条2斤多的鲢鱼回家。到了家，母亲看到鲢鱼，心痛又生气，一定要父亲把鱼退掉，理由是家里条件不好，没资格吃鱼。鱼后来还是没有退，一家六口一起吃了，鱼肉鲜美，小孩子高兴，两夫妻却不高兴。

父母亲每天出集体工，我们几个小孩子没人料理，只能让大的带小的。母亲说，夏天的傍晚，当她收工回家的时候，会看到几岁的我靠在屋门口的门槛上睡着了，脏兮兮的脸上沾满苍蝇。因为要抓紧准备一家人的晚饭，她往往到门前水塘里挑一担水，倒到脚盆里，让比我大8岁的姐姐给我洗澡。

年，长沙县组织了一批农技员到海南省三亚市育杂交水稻种，每个公社派一人，父亲作为新湘公社的农技员名列其中。育种时间为期半年，年11月9日至年5月13日。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母亲不得已承担了家庭男劳力的所有工作，包括外出买猪，挑谷打米等。母亲之前从来没有赶过猪，但她硬是从离家几十里的地方买了一对几十斤的猪赶回家，几十里小路，从下午到晚上，爬坡过桥，一路上所担的心、所受的累，现在回忆起来她仍是一声叹息。挑谷打米在那时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整个大队只有一个打米房，人多拥挤，因为机器不停，灌谷子、接米、接糠几个环节得手脚非常麻利才不至于和前后家发生纠纷。因为白天要出工，母亲只能晚上挑谷去打米，十来岁的姐姐跟着去做帮手，路远难行，在排队的时候又常受到其他壮男排挤，母女挑着米和谷糠回到家时，常常已是半夜。

父亲种的红薯。照片摄于年11月。

那时候，队上分的粮食不足以全家吃饱，所以红薯是我们的主食之一。当年的红薯品种还未改良，白色，个头小，多筋。红薯当季的时候，饭里面一半红薯一半饭。不当季的时候，母亲也会把之前晒干收起来的红薯丝放到饭里面一起蒸熟，还是一半红薯一半饭。早餐通常都是红薯粥，红薯是连皮蒸的，熟后在锅里加水和成糊糊，无盐无糖，哥哥实在吃腻了，宁愿空着肚子去上学。不光红薯皮不浪费，茄子也是连皮蒸着吃，或者带皮切碎炒着吃，甚至有一个菜是茄把子炒辣椒，茄把子就是包在茄子一端的花托。父亲从海南学习育种回来后，加紧组织本地育种，推广新品种、新肥料、新技术，为提高我们大队的水稻产量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

年，6岁的我已经开始记事了。除了记得父亲从海南带回来的各种海螺、贝壳和椰子，更记得因为没有白衣服而好一顿哭。有一天，队上的广播突然不放我能倒背如流的打铜锣和补锅了，反复放一个我没听过的曲子，大人说那是哀乐，毛主席逝世了！跑到队部一看，密密麻麻的人挤在礼堂里开会，都穿着白衣服，胳膊上带着黑袖章。我又跑回家，找母亲要白衣服，母亲从屋前的水塘洗衣服回来，一边往竹篙上晾衣服，一边对我说，没有白衣服，穿浅色的也可以，但我不信，大哭起来，因为没有白衣服。

我小时候的衣服大部分是黑色的，母亲先织出白布，染黑，再请缝纫师傅做成衣服。屋门前水塘边的灌木丛上，经常晒着刚刚染过的大幅黑布，家里则经常响着织布机的声音。那时候，母亲除了织较厚的白色土布，还织一种较薄的浅色麻布，那是用来制蚊帐的。有一次听母亲对父亲说，要给每个女儿制一床蚊帐作陪嫁，有空就要抓紧织。麻布来之不易，包括打麻、剥麻、沤麻、柔麻、撕麻、缉麻、织麻等多道工序。队上集体种的苎麻分一些给各家，父母亲将麻的韧皮从麻杆上剥下来，再刮掉表皮，放到水里浸泡，又放到锅里煮，晾干，将麻纤维分离，再将麻丝缉成线，最后织成布。夏天的夜晚，蚊子很多，母亲穿着深筒套靴缉麻线，为了赶工，她顾不上热。明朝王冕《江南妇》一诗中“日间力田随夫郎，夜间缉麻不上床”是我母亲当年的真实写照。

图片来自百度。母亲缉过无数这样的麻线坨。

五

年，我入读东春小学，老师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准备白衬衣参加集体活动。那天天气很热，我走到烟熏火燎的灶屋告诉母亲，母亲在灶后面探出头来说，已经请后屋的刘裁缝去做了，明天就有拿。想着自己可以穿着白衬衣站在整齐的队伍里，我感觉生活一片光亮。更大的光亮来自家里砌的新屋这件大事。父母亲年从爷爷奶奶的大家庭里分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家以及其他几家都还是挤住在老屋里，房子窄小且不就用。现在，父母亲节衣缩食攒了一点钱，在老屋东边百米远的竹林旁开出了一块新屋场，砌了长沙农村最常见“五间头”，说是五间，其实有七间，中间三间正房，东西两边各有两间耳房。虽然是土砖瓦屋，但房子周正紧凑，阶基宽敞，在七十年代末的农村，可算气象宏伟。

砌屋的土砖是父母亲在屋前的田里挖泥巴做的，湿泥巴做砖，在大太阳下晒干再挑到新屋场备用。土砖又大又重，一只箢箕只能装一口砖，父亲一担一担地挑。瓦要用特殊的白泥来做，取瓦泥的地方离我们家有五六里地，父亲用独轮土车一车一车地运泥回来。土车上坡特别费力，父亲在车前绑一根麻索，前面的人拉车，父亲掌车在后面推。我跟随父亲去拉过车，下坡的时候，如果路陡而不平，稳住车不栽不翻很不容易，走在前面的我很怕车子窜到我身上来，惊心动魄。瓦是请瓦匠做的，泥瓦干透后，父亲又请人做窑烧瓦，如果窑不好，也就烧不出好瓦，意味着前功尽弃。在准备砌新屋的各个环节，从做砖、做瓦、烧窑、挖地基等等各个环节，父母亲都高度戒备，全力以赴。

父亲的弟弟于年因病去世了，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伯父一家又常住湘潭，我家砌新屋后，爷爷奶奶就住在我家。在新屋，爷爷奶奶带着哥哥睡东边正屋，父母亲带着我睡西边正屋，两个姐姐睡东边靠后面的耳房。第二年，爷爷因高血压在我们的新屋里去世了，8岁的我看到爷爷静静地躺在床上，大人们忙进忙出，竟没觉得那是永别，只知道以后不用到对面山上扯玉米须给爷爷煮水喝了。

那时候，乡里经常有算命先生走动。一天放学后，我在上屋的伯伯家门口看到一个提着鸟笼子的算命先生，那只绿色的小鸟很听话，它的主人可以指挥它从一个装满纸签的竹筒里啄出一张来，再由算命先生解释给算命的人听，以预测他的命运。因为是小鸟啄出来的，大家都认为灵验。我在二伯母的怂恿下，也请算命先生让小鸟啄了一张。纸签上的内容让在场的人眼睛都亮了，都说我抽到了上上签，对我刮目相看，主要是因为两句话：金丝鲤鱼跳龙门，走得五条好运程。看到大家这样惊喜，我赶快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听了笑得合不拢嘴，肯定地说我会命好。

小学时候的我很强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和别的小孩吵架，在别人用高粱杆子捅了我之后，我将人家推到了路边的粪池里，在我跑回家之后，那家家长带着孩子来我家告状，从田里收工回来的妈妈压着怒火跟人家说对不住，人家一走，母亲就操着火钳朝我挥过来，打得并不重，因为母亲一身泥和汗，还要赶着去菜园摘菜准备晚饭，她没有时间教训我。但她警告我，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事，非打死我不可。好多年后，我跟母亲聊起这件事，母亲激动起来：细伢子之间一点点事情就来告状，这样的大人最不通礼，我是要做给人家看才装样子打你的。我们的一个邻居特别爱在别人面前夸耀自己的孩子如何懂事，如何聪明。有一天在这位邻居走了之后，母亲不以为然地说：大人看重子女要放在心里，不要放在嘴巴上。

不知道是因为砌新屋劳累过度，还是年轻时用眼过度，母亲在40岁上生了眼疾，几年时间里，到望城白马、医院等地方反复求医，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好在两个姐姐长大了，她们开始到队上出工。那时农村的中学教育抓得不紧，在“双抢”期间，姐姐们早晨天亮以前就下田扯秧，上午到学校上三节课，下午带着农具到学校，以便两节课后直接赶到白沙岭上参加挖红薯，晚上，她们就在一个山坳里做红砖。大姐姐做事手脚麻利又肯吃苦，一年下来，她挣到多个工分，竟然比一般的男劳力还多。

那些年，父亲一直在队上做农技工作，因为成绩突出，受到县市各级表彰，年还被海选为长沙县第八届人大代表。德才兼备的他一直被上级领导看重，有多次机会可以“提干”吃国家粮，但父亲没有脱离土地，他说：一家6口要吃饭，仅凭他一个人的工资养不活一家人。父亲还曾不止一次接受上级组织谈话，让他入党，他也没有入，爷爷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几十年中带来的纷扰让他心有余悸。

母亲喂了一辈子鸡鸭。照片摄于年。

六

年，长沙县开始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制度和我们家儿女初长成的条件一结合，能量大得惊人。分田的时候，我们家算6个半人（奶奶算半个），水田方面，按每人分1.2亩计算，加上折合面积，我们家共分得水田8.2亩，山林方面，按人均0.6亩计算，我们分得山林近4亩，菜地方面，按人均0.2亩计算，我们也分得菜地1亩余。这些田土对我们家来说，可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分田到户之后，父亲于年结束了在生产队兼任多年的农技工作，带着全家人，全力投入到发家致富的时代潮流中。

因为深谙农业技术，父亲是种田的好把式，我们家水稻亩产量比一般人家都高，年成好的时候，达到亩产千多斤。收割的时候，父亲带着4个子女下田，母亲在家里负责晒谷。我们先是全体割稻子，割倒一片稻子之后，两人割稻，两人脱谷，父亲专门挑谷回家。割禾的埋头苦干，脱谷的劲头十足，挑谷的健步如飞，晒谷的挥汗如雨，那种火热朝天的劳动场面让邻居乍舌，也成为我们难忘的记忆。

除种水稻之外，家里还种油菜，种西瓜，种花生，种玉米，栽橘树，栽桃树，制茶叶，养猪。原来家里养的都是黑猪，一年才出栏，后来改养良种白猪，三个月出栏。父亲种了很多红薯，不再是作口粮，而是拿来养猪。母亲每天早上到地里割几大捆红薯藤，挑回家，剁碎，煮熟喂猪。最多的时候，猪栏里有十几头肥猪，母亲系着大围裙，用大脸盆端猪食，用大木桶提猪食，一日三顿，每天在东边的厨房和西边的猪栏屋之间要打无数个来回。

几年之后，我们的家境在村上脱颖而出，手表、自行车、收录机、缝纫机、黑白电视机等高档商品，都较先进了我家。先一年，我还跑到山后的一户人家去看日本电视剧《排球女将》，第二年，我就在自己家里看洛杉矶奥运会。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围炉向火，父亲就将家里全年的收入做一个总结，当我们家年收入过万元的时候，全家人的心情喜悦到了极点。

年，父亲被选为长沙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五届代表。为推广农业技术，他为县植保站代销农药、农肥、种子，从84年至92年，这个工作持续了8年。那时候我们家每天人来人往，村民们在种田上有任何问题都来问父亲，下什么种，什么时候下，用什么药杀虫，什么时候杀，用什么肥，怎么用，父亲总是有问必答、热情指导。客人进门总要奉上一杯茶，母亲每天泡茶不赢。父亲还是一名兼职气象员。气象站就设在我家对门开阔的山坡上，每天要记录温度、湿度、风向、风力等等，哥哥姐姐都参与过这个工作，我因此也学到一些观察和判断天气的方法：久晴大雾雨，久雨大雾晴；斑鸠叫也有规律：早叫日头晚叫风，中午叫雷公。

父亲谙熟水稻种植技术。照片摄于年。

父亲的才学不仅体现在农业技术方面，青年时期对文艺产生的兴趣有增无减，80-90年代，他进行业余创作，在县市的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作品，多次获奖。年，父亲参加县里的文化工作，参与编辑了《长沙县谚语》一书。父亲的书法在本地也很出色，逢年过节，丧葬嫁娶，好多人来我们家请父亲写对联，从创作到书写，父亲一人包干，不是写一副，而是问人家家里有几个门，写一套，写完还要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写，指导人家欣赏对联，说得来的人频频点头，心悦诚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乡镇企业也发展起来。黄花公社（后来改为黄花乡、黄花镇）出现了许多小型生产企业，到这些企业去当工人是当时的农村青年十分荣耀的事情。我的大姐高中毕业后进了玛钢厂，成了一名按作息制度上下班的工人。姐姐在花样年华进厂，和同样是高中毕业后进厂的姐夫自由恋爱，他们年结婚，年和年，接连生下了两个可爱的男孩。那时，家乡已经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为了小儿子的出生，两口子上交了多元的罚款。姐姐姐夫虽然还是农业户口，但他们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家里的田都转包给了别人种。大姐两口子也是善于持家的人，他们在镇上买地，建起了两层楼房。他们教子有方，两个孩子都读了大学，如今都已经娶妻生子。姐姐姐夫辛勤一辈子，如今在家含饴弄孙。

二姐从小学习不错，但她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上高中。父母亲给二姐设计的职业是做裁缝。当年，裁缝是一门较好的生计，父亲的妹妹孔再明就是裁缝，如果二姐跟着姑妈学习，手艺将会得到无保留的传授。虽然二姐心里非常羡慕大姐在工厂当工人，她还是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到姑姑家学徒去了。但三年后，学成的二姐终究没有独立从业，而是经人介绍对象，在年结婚了，同年生了一个女儿。二姐夫家在镇上有房子，两口子便开了一间五金店。那时，我正在位于镇上的长沙县六中读书，课余经常到姐姐那里玩。几年后，生意关门，姐姐搬回乡下，开始务农，姐夫则在外面“挣活泛钱”。由于夫妻聚少离多，生活观念不同，姐夫又不尽职养家，他们的婚姻以二姐年出走深圳而告终。二姐在深圳、长沙打工，漂泊多年，才于年重组家庭，新姐夫和原来的姐夫完全不一样，极勤快，极热心，对姐姐很好。如今，二姐已是两个小可爱的外婆。

由于长沙县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年轻人的出路多，我的家乡在八十年代并没有形成浓厚的读书跳农门的风气，倒是学手艺、学技术的人很多。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先辈代代务农，家族对年轻人读书深造没有太殷切的期望，总之，哥哥在初中毕业后，也没有继续升学。父亲给哥哥选择的职业是电工，哥哥一毕业就被父亲送到长沙一亲戚处学无线电，他手性很好，很快就会摆弄收音机等小家电。后来，哥哥又在乡镇企业学电工。现在，他已经在许多工厂工作过，始终没有离开电工岗位。哥哥年结婚，当年就做了爸爸，如今，哥嫂的独子也已经大学毕业，事业上进，爱情甜蜜，但哥嫂还在夜以继日的打拼生活，修路建房，忙得不亦乐乎。

作为子女中的老幺，我生而逢时，生活和学习条件比哥哥姐姐们优厚得多。父亲爱文化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小学起就开始看父亲订阅的《湖南群众文艺》《作品争鸣》等杂志，对《古今传奇》上登载的长篇小说《玉娇龙》等等非常着迷。年，我从东春中学初中毕业，考上了长沙县六中，这件事给家里带来很大的希望，因为我们村当年只有5个人考上高中。其实，我并不是同学中成绩最好的，有比我更优秀的同学考上了中专，提前“吃国家粮”去了。我年考上大学更是本地的一大新闻，家里终于出了一个读书的，父母亲极为高兴。

年对父母亲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他们在天命之年搞大手笔：家里建楼房。楼房就建在年砌的平房的前面，和平房相连，楼房住人，平房留作杂屋。率先建楼房，在本地十分抢眼，是父母亲一生创家业的标志性成果。建楼房听起来财大气粗，其实一砖一瓦都是血汗换来的。根据父亲事后的决算，新楼资产总计元，但父亲在建房之前手头上只有元现金，父亲找三位亲友借了一些钱，然后，从挖土制砖烧砖、挖泥做瓦烧瓦到平地、伐木、砌墙，除必要的技术活请人做之外，一家人事无巨细，亲历亲为。记得那时候没有电话，我不知道家里的情形，上大学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我转了几趟车回家，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往家里扑，黑咕隆咚之中，竟然在屋门前掉进了一个土坑里，爬出来，借着屋里的灯光仔细看四周，才发现那是新楼的地基。

建好的新楼2层共计6间房。楼下3间，奶奶住一间，父母亲住一间，一间为客厅。楼上3间，哥哥在东头，我在西头，中间做客房。年正月，父母亲给哥哥办喜酒，嫂子进门后，很快生了侄儿。90年暑假，我回到家，把侄儿放在客厅的竹摇篮里，一边摇一边唱歌，逗他笑，哄他睡，感觉岁月无忧。

建于年的楼房，照片摄于年。

七

家运却像波浪，潮头连着波谷。父亲遭遇车祸，差点残废。父亲遭遇车祸是在年7月11日，他去乡上开会，走在酷热的马路边，后面一辆农用卡车上来，将他卷入了车底。性命垂危的父医院，大手术，住了48天。大热天，病房里住满了人，电风扇几乎没有效果，父亲个子大，每天躺在床上汗直流。母亲不停地给父亲扇风，出院的时候，那把新买的蒲扇已经破了。

父亲说：患难见真情。车祸的肇事司机家里很穷，赔不出医药费，父亲心软，自认倒霉，所有难处自己扛了。大姐家那时正在建房子，手头紧缺，拿不出多少钱。哥哥焦急地到亲戚家借医药费，舅舅们都说没钱，一圈下来竟一分没借到，伤心到落泪。关键时刻，又是伯父出手救弟弟。伯父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湘潭工作，他不仅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医院看望，送钱送物。父亲住院最受累的是母亲。医院，后来医院，医院陪了几个月，寝食俱差，担心害怕，晚上没地方睡，就睡在病房的地板上，贪了地上的湿气，也生了病，从那以后身体弱了很多。

年夏天的“双抢”让人记忆犹新。医院，侄儿才1岁多。我和哥哥嫂嫂白天在田里抢收抢插，晚上在屋后的晒谷坪收谷、车谷。夜里12点过，看着满天的星斗，心里想着睡在前屋楼上的侄儿会不会醒过来哭，医院里的父亲还能不能站起来，疲惫与焦灼无法形容。所幸的是，半年以后，生命力强大的父亲恢复得很好，家里重现祥和与生机。

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所有的孩子都立业了，按理说，父母亲拖家带口、养家糊口的担子可以卸了。他们应该退休，由我们四个子女来奉养，他们同辈的堂叔、堂伯们就是这样做的。但父母亲不愿休息，认为奶奶还在，他们要赡养奶奶，同时，他们觉得只要还能动，就要做事。那年，新湘村办起了一家纸箱厂，父亲在纸箱厂厂办工作，同时兼任村上的出纳。年5月15日，我的儿子临盆，医院陪产，悉心照顾，一切顺利，我产后第5天就回家了。因为父亲外面的事忙，家里离不开母亲，医院回了乡下。那年冬天，父亲被请去担任县农用车总厂办公室主任，一直干到99年7月份。他刚空下来了，离我家不远的正园门窗厂又来请，父亲在这家企业又工作了5年。

90年代父亲在企业打工。

在父亲在外打工的十多年里，哥哥嫂嫂也一直在外打工，家里完全靠母亲操持。年，母亲的右眼患白内障，逐渐看不见了。记得有次从学校回家，母亲哀伤地对我说，她会瞎了去。我躲到房里，偷偷哭了一场。所幸后来父亲设法让母亲做了白内障手术，才免除了失明之忧。年正月，85岁高龄的奶奶辞世了，父母亲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老人。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骨质增生、关节炎陆续在她身上暴露出来。年，她因骨质增生腿部疼痛到坐卧不宁，幸得当医生的姑爷用一种神奇的埋线方法解除了她的痛苦。年冬天，母亲在劳作中不慎摔倒，左手骨折，半年才愈。

八

考虑到母亲一个人在家里操持家务实在太辛苦，年12月，已经满了66岁的父亲终于决定结束打工生涯，辞职回家，他对别人说，要回家照顾婆婆子。母亲做了白内障手术后，视力恢复了，有一段时间特别爱看戏，湖南花鼓戏、黄梅戏、越剧都爱看，父亲就定期给母亲租碟子，附近音像店的戏曲碟几乎都在我们家放过。其实父亲回家，陪伴母亲只是一方面，他要做的事情很多，帮哥哥种田、种菜、搞柴，读书看报、栽树养花、创作诗联等等。父亲年加入长沙县碧湖诗社，每年都参加诗社的活动。在中国楹联协会、华夏书画院等机构举办的征文、征联活动中，父亲的作品频频获奖。

父亲在我家方圆几十里范围内的乡村，属于能“主事”的人。他从26岁开始参与地方上的红白寿礼主持工作，孔家、刘家、方家的大事自不用说，其他人家的事也往往要请父亲到场策划和把关，一场事要忙两三天。择日子，定仪程，邀亲友，安席次，写婚书和喜联，写悼词和挽联，预算资金，登记礼簿，凡是父亲把关的，事情就办得井井有条，绝不会因为礼节上的不周到而让人说三道四。父亲出口成章，言辞典丽，主持过无数场婚礼，地方上的人说起他时都竖起大拇指，他却写了一副自嘲联：“号称文人，能说能写；诨名抹布，随用随丢。”因为名声在外，东家喊西家请，父亲特别忙，家里的事情有时候都顾不上，母亲难免埋怨，对他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快70岁了还在外面给人家“牵新娘子”。

父母亲同年同月生，他们的生日也就总是一起过，哪个的生日刚好碰上节假日，聚会就放在哪一天。年12月6日，父母亲迎来七十双寿，亲戚朋友都来祝贺，家里张灯结彩。父亲很高兴，写了一首词贴在大门边的墙上，是一首《踏莎行》：

戚友同欢，儿女共庆，古稀双满三生幸。年登七十不为奇，愧无业绩何劳敬；

人乐和谐，国施仁政，无忧衣食无忧病。喜今搭上末班车，夕阳不怅黄昏近。

父母亲七十大寿合影。

我们姊妹都各忙各事、各住各家，一年之中能够齐聚父母身边的时刻，也就是几个传统节日和父母的生日。每次回家，都可以品尝母亲做的美味，大快朵颐。记得年端午节，我和先生带着儿子下乡拜节，儿子说回外婆家最大的收获，就是吃了美味的姜炒肉片，老姜肉片是一道家常菜，可是母亲做的和我们自己平时做的就是不一样。饭后，我跟儿子做总结，外公外婆为了让我们回家能吃得过瘾，一直在精心准备：因为大家都喜欢吃干菌子，现在野生菌子又很难采到，所以外婆去年秋天就开始采菌子晾干；鸡也是去年开始养的；外婆大概在端午节前一个月就开始做咸蛋；红糖蒸蒜子是端午传统菜，外婆早三天开始剥大蒜子；外公早两天开始采药准备煮凉茶；至于买肉、点心、准备柴火之类的杂事就更多。真真是端午一餐饭，父母经年心。

年国庆节。

年8月，我公公八十大寿，从未到过隆回的父亲特意随我们夫妻赶到邵阳隆回祝寿，父亲撰写的祝寿联使得老屋充满了喜气。东门写的是“集萃留芳人文茂；中坚老旺世族辉。”联首嵌入了我公公的名字，横批是“松鹤延年”。西门写的是“同庆苍椿等耋寿；共欣慈竹报平安。”横批“南极星辉”。大门写的是“堂同四代千秋福；寿届八旬百岁春。”横批是一个大大的“寿”字。

我工作多年来，父母亲总是以我的工作至上，绝不肯因家里的事情让我分神，打电话问候，不到万不得已，他们都会说没事，没空不用回家。年秋天，因为事忙，我有两个多月没回家，心里惦记不已。有天发现下午有半天空，马上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一听说只是回去打一转，连饭都不在家吃，语气坚决不让我们回去，我说要看一下，她说有什么好看的呢，还不是跟平时一样的。我说我送给你看一下可以啵，母亲就笑。吃了中饭就出发，到家一进门，发现父亲早就给我们准备了几袋子红薯、凉薯、扁豆、黄豆、橘子、柚子什么的，母亲又带我到菜园，扯大蒜，割冬苋菜，砍白菜，掰莴苣，还给我准备了一大兜排菜潦了水做雪里红。在父母眼里，回家没吃饭大约等于没回家，所以母亲4点钟就开始做晚饭，结果吃了饭才5点。想着儿子放学要回家吃晚饭，我和先生匆匆赶回城里，儿子下楼接东西，看着摆了一地的袋子，他蹦出一句：你们是回去打劫的吗？

父亲种的菜。照片摄于年11月。

年，儿子上南京大学，南京是六朝古都，想着父亲爱看名山胜迹，我力邀父亲一同送儿子去南京。父亲非常高兴，到了南京，我们一起逛夫子庙，走总统府，看贡院，瞻中山陵。太阳很大，中山陵前的台阶很陡很高，父亲爬得很慢。晚上回到宾馆后，父亲说累，说下午是霸蛮爬上去的，膝关节很吃力。我才意识到，父亲74岁了，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挑着担子箭步如飞、举着酒杯豪气冲天、做什么事情都不在话下的汉子了。

年8月父亲随我们到南京游览

近些年来，父母亲本可以更轻松地安享晚年，但他们的日子伴随着母亲缠绵不断的病痛。年12月，母亲因肾医院，手术，石头打碎后取出来了，但肾脏功能衰退、积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年，母亲因左眼白内障，又做了一次眼部手术。年8月，母亲因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乡下多方求医未能缓解后，医院住了十多天。今年6月到7月，母亲因腰椎滑脱、腿痛难忍，两度入住解放军医院，做了手术，目前尚在康复中。除了多次住院，母亲每天都离不开药，胃药、脑血管药、口腔药、风湿病药，常年吃药吃得她胃口全无，饮食量很小，身体瘦到只有80多斤。父亲为治疗母亲的各种病痛，求验方，配中药，问医生，买西药，医院诊所十几家，到的药铺药房几十家，甚至于拜菩萨烧高香，办法都想尽了。父亲特别痛惜，好日子来了，母亲却没有好身体过。

年端午节。

今年，父母亲即将双双满79岁。我们这里的风俗，男做进，女做满，父亲应该在今年做80大寿，但父亲不同意，他要等明年，和母亲一起做岁，母亲则说明年也不做，最重要的要集中精力把今年的大事办好，把孙媳妇接进门。父母亲对他们能白头偕老感到很庆幸，他们说附近的人都讲廖家冲这地方神奇，好几对夫妇都是七老八十了，都还双双健在。

前几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弘扬廉洁文化：

上国昌廉政，群星拱北宸。

风清民意乐，气正党心淳。

屋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尘。

中华兴伟业，德教育斯人。

父亲胸怀社稷，我则想借父亲的韵，写我家风：

大义拥邦政，德孝教子宸。

严慈济和乐，化育情深淳。

乡村沐朗月，邻里亲光尘。

白手创家业，精神勉后人。

年春节四代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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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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