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查看一张地图时，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到地图的四个角去找图例说明，比如地图上的线条分别代表什么意思，那些特殊的标志又意味着什么等等。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第一个在地图上绘制出图例的人，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地理学家或者历史学家，而是一个惠州籍的小小七品县令。这个人就是叶春及。

叶春及（-），字化甫，号絅斋，他是惠州历史上“代不数人”的一代名贤，被时人颂为“砥行以圣贤为归，抗志在流俗之表”。他所著的《惠安政书》一书，更是被当今学术界认为是历史上罕见的一部县长施政笔记，在日本甚至曾有专人加以研究。

在《惠安政书》上，叶春及为后人留下了29幅用网格绘图法绘制的地图。在西方的经纬画图法未进入中国时，他的地图是最新颖而又最详细的。尤其是惠安县境总图，他更是前所未有地将带有图例的方框置入地图的空白处。就凭这一点，中国地理学史上不能没有叶春及的名字。

师承罗洪先

地图是一门古老学科，先秦时期就与古史并存。然而，古地图的画法是传统的形象绘画，地图上的地理信息只能说是一种模糊的概念，并没有实在的指导意义。

首先使用计里画方（即网格绘图）法绘制地图的人，可能是公元2世纪的张衡。遗憾的是，张衡绘制的地图没能保存下来，因此学术界将发明网格绘图法的殊荣给了被誉为中国制图学之父的晋代人裴秀（-）。网格绘图法是在大小相等的正方格中，将地域的地理信息标注于方格中，每一个方格与地理的距离比例对应。在《晋书·裴秀传》里，记述了裴秀的制图准则，即后世引以为绘图规范的“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由于年代久远，裴秀所著的18篇禹贡地图也没能保存下来。

中国地图史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自裴秀之后，有唐代的贾耿；贾耿之后又有元代的朱思本。现存最早的网格绘图法的例子是年刻在石头上的《禹迹图》。图上面还刻有铭文：“每方折抵百里。”《禹迹图》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可见网格绘图法在宋代时已经被制图学家所推崇。到了元代，朱思本曾花费10年时间用网格绘图法来绘制一幅全国地图——《舆地图》。朱思本的《舆地图》虽没有实质性地突破中国传统的绘图法，但仍是当时最为精确的中国地图。

进入明代嘉靖年间，江西吉水人罗洪先有感于“朱图（即《舆地图》）长广七尺，不便展舒”，而将《舆地图》“据画方易以简编”，花了3年时间著成《广舆图》，并于年首次出版。罗洪先此举，其实就是将朱思本的大地图分绘成小幅，便于刊印成地图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刻版地图集，在当时就有着不可估量的史料价值，历史上可考的共翻刻了6次之多，最后一次是清嘉庆四年（），足见《广舆图》流传深远。

罗洪先之后，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制图学家就是明万历年间进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万历十二年（），利玛窦在肇庆依据《广舆图》绘成《舆地山海全图》，这是献给中国的第一幅地图，即使用了经纬度画法的世界地图，开创了中国地图史上一条新的绘图道路。

说到这里，我们该把注意力放回到叶春及身上了。叶春及任惠安知县一职前后共四年（-）。叶春及在任职期间，为了编撰出一本行之有效的施政笔记，他尤其注重地图和表格的使用。理由有二：一是叶春及到任后发现以前的《惠安县志》无地图可用，使得他无法对自己掌管的辖区有直观的认识；二是为了保证赋税，因为将应纳税的土地纳入视野之中并登记在册正是地方官的基本任务。

在古代没有任何现代化仪器的辅助下，绘制一张地图谈何容易。但是从《惠安政书》中可以发现叶春及一开始并不因此苦恼。原来，在来到惠安前，叶春及已经熟悉网格绘图法。在《惠安政书》的前两章——“图籍问”与“地里考”中，叶春及就反复提到自己不仅熟悉罗洪先的网格绘图法，而且还熟悉其它较新的绘图成果。

罗洪先与叶春及的关系，可以说是《惠安政书》系于成败的关键，因为地图是《惠安政书》中最为闪光之处。而这些地图，也将会证明叶春及为晚明地理学所作出的辉煌贡献。

罗、叶两人结识的准确时间已佚考，但据罗洪先《念庵文集》中一封于年写给叶春及的书信，可知叶春及在25岁之前已经向罗洪先求学问道。罗洪先是当时的理学大师，而青年叶春及也正是在理学求知道路上的探索者。在年，叶春及在往京城考进士的途中，曾和朋友多次出游江西拜访罗洪先，有一次还远赴江西“石莲洞”问学于罗洪先。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罗洪先对地理学的浓郁兴趣，给叶春及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罗洪先曾亲身将地图绘制的技巧传授给叶春及，但是从《广舆图》的出版时间来看，叶春及是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的。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学来掌握这一要领。

就这样，新官上任的叶春及有意为惠安县绘制地图时，摆在眼前的《广舆图》自然而然就是最好的参考和榜样了。

将网格绘图法准确到县级以下

尽管叶春及对绘制出一幅县级地图有足够的理论基础，但是当他真正付诸实施，很快就发现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即便是罗洪先自己，也从来没有将自己的网格绘图法应用到如此精细的刻度，比如说《广舆图》从未涉及到县级以下的层次。然而叶春及所要做的，却是将罗洪先的方法推广到县级以下，从而创造出一种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准确描绘地方地图的方法。

《惠安政书》中有福建人郭造卿所撰的序。郭造卿本人是罗洪先的朋友，在明晚期也算是一个著名的边疆地理史学家。他在序中提醒人们要注意到叶春及的创新，并认为在地方层面上精确的地图绘制是叶春及对罗洪先之法的继承发展，也是对明代绘图法的贡献。他说：“公（叶春及）为罗太史（罗洪先）所善，而受舆地图，惜其限于方策，下至县而止。……公为县详之，无乃太史意乎？”

如前所述，在多年前的明晚期，那时还没有基于天文理论的科学测绘法，更没有今天的GPS，要绘制一张准确无误的地图，这真的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程。没有先例可循，叶春及只好自己摸索。而摸索的过程中，钉子自然也碰了不少。

到任不久，叶春及召集了一次会议，命30多位“邑中长老”参加讨论全县事务。其中一个重要的议程，就是向长老们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工程，以记“?塞户口，强弱之处”。乡亲们自然同意。但是当绘图结果出来之后，叶春及就发现“父老图上，多不合”，认识到要得到一张准确的地图，并不是颁布一条命令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理由很简单，乡亲父老们可不像叶春及那样对网格绘图法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他们可能仅仅是简单地将当地原有的地图勾勒到网格中。表面看来，他们已然使用网格绘图法，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逐个小方格地对他们所在地区进行调查，并将结果转录到网格上。

遭遇第一次失败后，叶春及开始第二次尝试，以朱思本和罗洪先的成功经验“让其巧以图吾邑”。这一次是在严密的监督下完成的。首先，叶春及召募了“弟子员之博古者”来帮助他汇编这一工程所需要的文件，并且向他们讲解了网格绘图法，以便他们编绘地图；接着，他动员当地的父老、里长们在乡里的层级上帮助绘制各里的地图。就这样，合计有幅分地图绘制完成。

惠安地图·图例

然后，叶春及将这些地图拿来，用它们作为构建每个“都”的地图的原材料，而“都”是县与里之间的主要行政单位。为了绘制这些地图，叶春及设立了网格。然而，没有任何一个“都”，会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为了容纳各“都”不规则的形状，叶春及将全县分成10部分，并且设立了边长为24里的网格，每方一里。这样一来，叶春及就可以对这些网格根据需要进行截去或者增加。惠安县在当时共有27个“都”。于是，叶春及按照这种办法就绘制了27幅“都”地图，以及县城图和县治总图各一张。

除此之外，叶春及还灵活运用了比例尺的功能，以达到将形状、大小各异的各种地图刻印到大小相同的纸上。比如一些面积大的“都”的比例为每方2里，县治总图则每方5里。这种绘图方法，在明代数量众多的地方志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令人震撼的图例和城区地图

叶春及所绘制的地图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先看《惠安政书》中的第一幅地图———县治总图。这是一张描绘整个惠安县的地图，以每方5里的比例绘制于格的网格之上。读者很容易就能发现，叶春及标注于地图之上的大部分地形地貌，都呈现在地图左下角的图例之中。罗洪先在《广舆图》中也曾使用过一些符号，并且也将这些符号统一归拢在图例之中。但是，罗洪先是将图例放在地图册的序言之中，而非置于地图之上。而叶春及则是在沿袭罗洪先绘图方法的基础上又有创新，他形象地创建了地理信息的图例，并将图例绘在同一幅地图的空白处。对《惠安政书》有深入研究的加拿大学者Timothybrook在广泛研究明代地方志后得出结论，认为叶春及的创新在当时可谓领全国风气之先，在地图的不起眼处开辟了先河。

惠安地图·县治总图

图例中的头两条，是山和水，以图形表示；其它条目，则是象征性的。例如，县界以粗线表示，路以破折线表示，城以两个同心圆表示，其它8种符号则分别表示堡、寨、墩、铺、村、亭、坛、桥等建筑物。叶春及所使用的符号之中，有一些（如表示寨和墩的符号）是直接源自罗洪先的图例，其它符号则是改头换面地加以使用。这份图例，虽然没有再出现在任何一幅“都”的地图，但却应用于所有的地图。

惠安地图·县城图

《惠安政书》的第二幅地图是县城图，绘制在仅有12格的网格之上，每格代表一里。由于比例如此之低，叶春及在这幅地图上可以比其它地图更广泛地使用丰富而准确的地理信息。让学者们震撼的是，这幅地图给出了城内主要街道、交叉路口及公共建筑的位置和名称等细节。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人们拿着这份地图走遍全城，真的可以找到地图上标识的所有事物，甚至两座建筑物之间距离多少米都能准确估算出来！如此创举，在明代地方志中更属罕见。

仅凭叶春及在地图上的创新，他就有资格跻身中国著名方志学家之列。他离任惠安知县后回到广东，受当地官府的邀请，又编纂了《顺德县志》、《永安县志》、《肇庆府志》。他把这些自己所创的先例带回到广东。比如刊刻于明万历二十三年（）的《惠州府志》，其中“舆图纪”里的所有地图都使用了网格绘图法。这一做法甚至还延续到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的两部《归善县志》。

与此同时，记者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和《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两套方志集成丛书中，随机挑选了10部编纂于年之后的明代地方志（广东省除外），均没有发现使用网格绘图法的例子。对这个调查更具权威的Timothybrook先生认为，从谱系的角度来看，叶春及对中国绘图史的贡献是伟大的，但从实际的绘图角度来说，叶春及的影响却是有限的。一是因为叶春及在仕途上的坎坷，人微言轻，《惠安政书》几乎完全不为人知；二是因为到了万历末年直至以后，人们已不再追求地图的准确性，而注重昔日的绘图习惯来表示更富形象的空间信息。但是，自从与网格绘图法极其相像的欧洲经纬画图法传入中国后，传统的绘图方法才开始声名狼藉，网格绘图法才真正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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