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间，中央政策几经调整，“精准”成为当下的新方向标。四川夹江，一场核查风暴剔除了数千“假贫困户”，只有核准了贫困人口的具体分布，方能更好地因村制策、因户制策。

目前全国七千多万贫困农民，因病致贫的占到42%。湖南安化，数千尘肺病贫困农民甚至陷入“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他们需要得到扶持，更渴望一条“干净”的致富路。

“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改革现行扶贫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贫困是相对的。到年以后，也许我们又会提高贫困标准，在新的标准下解决贫困问题。那又是新一轮扶贫了。

到年，所有贫困县摘帽。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含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至少万农村贫困人口。

在年11月末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区立下了扶贫“军令状”。中办国办新印发的考核办法称，如果扶贫出了问题，省级党政负责人将被约谈甚至问责。

自年起，三十年间，中国的反贫困战役一直在“攻坚”，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现在，扶贫的最新关键词是——“精准”。

“实现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必须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改革现行扶贫思路和方式，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说。

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式扶贫——“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

当年5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主持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根据会议纪要，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元以下的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会议认为，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领导方式”，是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两个月后的第二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在原来用于扶持贫困地区资金数量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

在设立专门机构之前，年，中央划定了18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国务院颁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虽有性质类似扶贫开发的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项目，但政策文件中却罕见“贫困”二字。

“以前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贫困现象，政府也没有专门的扶贫机构和制度。存在扶危济困的行为，但没有上升到国家意志的高度。后来承认了，就要设置贫困线来定义贫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万海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到年，依据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县级单位的财政状况，国定贫困县标准第一次划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县放宽到元。

这一阶段，甄别贫困户没有统一的收入标准，只凭直观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蔽风雨”，简称“三不户”。年，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周彬彬在一篇文章中称：“这是一个只讲‘意图’精神，要求下面根据意图灵活掌握，以适应各地不同消费水准的典型‘中国式’政策。”

年，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其设在农牧渔业部（现农业部）的办公室亦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扶贫办”）。同年，农村个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万人。

（李伯根/图）

“扶贫一直有长期规划，但到了年左右，中央发现如果不采取特殊行动，20世纪末解决农村温饱问题的任务可能完不成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贫困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国宝说。

年，著名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开篇第一句出自年邓小平南巡时的论断：“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八七”的含义是：在20世纪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根据“四进七出”标准（凡是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贫困县扶持范围，凡是高于元的原国定贫困县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有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27%，云南、陕西、贵州、四川、甘肃省的贫困县均在40个以上。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前期，吴国宝曾在一个有国务院扶贫办官员参加的会议上谈及当时的突出问题：中央要减贫，地方政府并非不愿配合，但自身财政状况堪忧。“年代初，很多贫困县都没法按时发出工资。是把很少的钱投入长期才能见效的扶贫中，还是用来解决短期财政困难，理性的地方政府都会面临这样的冲突。”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年，第一次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重申：“今后五年扶贫任务不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也要下决心打赢这场攻坚战，啃下这块硬骨头，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绝不能动摇。”

吴国宝认为，年是中国扶贫政策的一个关键节点：“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扶贫政策都是年以后出台的，比如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

持续十年的实际扶贫资金下降的局面也得以扭转。“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七年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亿元，相当于年度财政支出的5%-7%。

“随着国家投入资金越来越多，地方在扶贫工作上把眼睛向上，向国家讨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李克军曾在某国家级贫困县当县委书记，年1月21日，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的“开发式扶贫”，基层官员主要理解为争取国家资金项目，“很多优惠政策只投向国家级贫困县，我们叫进了‘国家队’。”

至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万下降到3万，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减贫速度高3.6个百分点。专委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此期间国定贫困县的粮食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纯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扶贫投资对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表现出比较强的影响，说明家庭收入增长中较大的份额可能被“国家队”的非贫困居民分享。

“国家队”的名单在新世纪头十年遭遇了一次调整，总数仍保持在个。不同于年，此番“竞争”异常激烈。当时在东北某国家级贫困县担任主要领导的杨勇（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县人均耕地面积比较多，农民收入来源比较广泛，别的县都说我们是戴着贫困县的帽子装穷。分管农业的副省长专程来县里跟我谈，让我脱贫，给我算了很多账。但是我也很能算账，这顶帽子还是保住了。”

地方争夺贫困县的同时，中央扶贫政策把目标降低到村级，实施“整村推进”。1年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这一调整源于许多学者的研究建议，专委会成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李小云是其中一位。

李小云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研究扶贫，当时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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