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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湖/编辑:古风江湖年春,19岁的毛泽东以当年状元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在普通(科)一班读了一个学期。这期间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此文展现了毛泽东19岁时的见解,已经远远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意识,这是毛泽东传世的最早的第一篇文稿。展现出其一代伟人形成的必然性。当时,国文教员柳潜向学生讲授《史记·商君列传》之后,布置了作文。青年毛泽东这篇作文采用文言文形式,仅有字。该文采用欲扬先抑、逆势而入的手法写成。通篇大气磅礴,直陈时弊,可以说“任情恣性,气不盈息,沉密神采,惯用比兴,若铁剑长戈,强弓硬矢”。毛泽东此文展现了19岁的他所达到的超越同时代人的水平。柳潜是清朝秀才出身,在大变革形势下,他思想解放并不泥古,他不喜欢弟子死读那些与时代脱节内容老化的文章。柳潜有意引导毛泽东学习梁启超的文风。毛泽东胸怀天下,有忧国忧民的政治志向。他在文中发出有感“三叹”。他说,法令本来是为人民谋求幸福的。老百姓惟恐不颁布好法令或虽颁布而不实行、不生效。他们自然会竭尽全力维护这样的法令,岂有不信之理?如果法令本身不好,不但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还会使人民担心其产生的危害,老百姓自然也会竭力阻止这样的法令施行,你要他们相信也是绝不可能的事。这本是国家、百姓、法令三者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商鞅却不得不先演出“徙木立信”的一幕,这说明当时这三者关系是不正常的,怎不令人感叹?柳潜阅到毛泽东此文后,大为惊喜,给予他高度赞誉。柳先生眉批五处76字,尾批65字,总计字。写毕评语后破例给了满分。在文稿右上角批卷标:传观。柳老师的同事看后,也一致认为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柳老师作评语如下:“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我们来读读毛泽东的这篇文章的原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胸中怀天下,为文气势恢宏,体现出其独到的眼光和预见性。文章中讲“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认为民智未开是国家“几于沦亡”的原因。其中很多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借鉴意义。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这句话更是绝妙,法律之效用在现今社会依然影响巨大。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这就集中表现为人民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而那样的法律,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毛泽东的思想是早熟的,更是特立独行的。“谁赢得人民,谁将赢得中国”。商鞅虽走进了历史的深处,但他“不法古,不循今”的思想仍然闪烁着光辉,照耀着后人前进的道路。青年时的毛泽东意气风发,评古论今,初露锋芒。他对于商鞅变法持肯定的态度,决定了他以后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的文采颇为得益于他的这位国文教师。柳先生对毛泽东的教诲、赏识、提携、奖掖、鼓励和期望,在这些批语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对毛泽东在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的提高方面给予他很大帮助和影响。为文终是为人,毛泽东终成文章大家,与其胸襟、抱负、个性及才情等等莫不相关。柳老师评价毛泽东“自是伟大之器……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说这个学生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是无法估量的,则体现了他的先见之明。毛泽东后来果然如他预见,“力能扛鼎”,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一生是有思,有行,有成。立功、立德、立言。完成了一个生命最高意义的过程。其无古人可比拟,后难有人雄可超越。光耀千秋,辉煌万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向当年他的老师,湖南高等学堂校长符定一询问柳潜的下落。当得知“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地叹道:“可惜了。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涤庵(柳潜)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分。”《商鞅徙木立信论》被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列为首篇,这篇文稿原件藏中央档案馆。长沙市一中将毛泽东手稿《商鞅徙木立信论》刻成石刻矗立在校园中,以纪念这位一代伟人,激励后世。商鞅“徙木立信”,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相传战国秦孝公在位时,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但阻力很大,除既得利益的顽固势力外,老百姓对新政策也有疑虑。商鞅为解除人们的疑惧,在国都南门口竖起一根三丈之高的木柱,募民谁能将木柱徙置北门,赐金10两。但人们不信有此种轻而易举的好事,不敢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谁能把此木柱由首都南门搬迁到北门,赐金50两。但人们仍是议论纷纷,不敢相信。过了多日,才有一位胆大包天的大汉将木柱由南门搬迁至北门。商鞅当即给大汉赏赐黄金50两,以示不欺骗。随后颁布新法,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使变法工作顺利推行。商鞅曾有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使秦国在战国时期7个大国中成为第一个强国。商鞅又实行第二次变法,随着颁布新法,秦民大悦,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战争节节胜利。据《史记》记载:“行新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不贫困)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农村)邑(城市)大治。”《商鞅徙木立信论》译文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虽然这样,当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讽。唉呀!我不想说了。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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